（一）
先父陳良佐是個愛國民主人士，思想傾向進步，擁護共產(chǎn)黨，同情勞苦大眾，贊成國共合作，擁護祖國統(tǒng)一，賞識進步青年人的開明民主措施，支持和掩護他們進行工作心照而不宣。
在安徽、廣西任民政廳廳長期間，先父先后任用一批中共地下黨員、進步人士從政。
1944年冬，中共黨員狄超白帶著上級的指示由重慶經(jīng)百色前往蒼梧縣大坡山找李濟深聯(lián)系并協(xié)助開展工作。據(jù)悉，狄超白是章乃器的學生，曾在安徽立煌工作，同先父陳良佐原是相識的，因而在百色會晤后，先父曾寫信一封交狄超白，使有所持，并要沿途各縣適當接待、照顧，幫助狄超白順利完成上級所賦使命。
狄超白在百色逗留時，亦曾將部分進步報紙、刊物贈送先父閱讀，幫助先父提高對形勢的認識。
（二）
1944年，桂林淪陷后，很多文化界人士如陳劭先、梁漱溟、千家駒等均先后撤退到昭平以避日寇，因機關疏散而無法進行日常工作，致使不少文化界人士生活困難。當時，陳學人由昭平赴百色向李任仁、陳良佐匯報，并建議給予困難救濟。
其時，先父陳良佐任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廳長、代理省主席、兼任省賑濟會主任，權(quán)責所在，對此事甚為重視與同情，隨即電令昭平縣政府撥款，作為救濟部分文化界人士的生活費用，以解燃眉之急。對幫助生活暫時困難的部分文化界人士來說，也算盡了一點微力。
（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先父特意保薦陳學人任賓陽縣長，因為陳學人畢業(yè)于南京金陵大學農(nóng)業(yè)專修科，可以在任期做農(nóng)業(yè)改造、水利建設造福家鄉(xiāng)父老。而陳學人則認為，戰(zhàn)后動亂之余，工作不好開展，又怕得罪權(quán)貴，因此遲遲不愿赴任。先父陳良佐為了此事，曾多次催促，導以利害，力促成行，并對陳學人說：“廉則愛民，你思想進步，年輕有為，可以一顯身手。”陳學人與先父交往甚深，又是我舅父盧德明的同學，公情私誼，不忍拂父意，于是接任。
果然，陳學人主政賓陽期間，廉潔愛民，同情群眾疾苦，采取進步措施，各方面工作都有所建樹，深為家鄉(xiāng)父老愛戴。直至今日，偶與家鄉(xiāng)年老而有識之士談及陳學人主政賓陽之往事，尚且記憶猶新，評價甚高。
1947年，先父因勢薄而辭去民政廳廳長職務后，陳學人亦隨之掛冠而去。陳學人思想進步，做了不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為政敵所不容。先父又得悉頑固派密謀逮捕迫害之事，及時勸告陳學人不宜久留。陳學人也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避免遭到暗算，以探親為名，離桂乘飛機直飛南京折返浙江省親。
（四）
新中國成立前夕，父親在被扣禁中脫險抵香港隱居，我和姐姐鳳萍先后赴港，一為探望父親足疾，二則擬在港定居或出國讀書，當時，我們是有條件留在香港的。但父親對我們的想法很不贊成，認為他本人遲早都要返回大陸參加革命工作，子女更不應滯留。由于父親的反對、教育和影響，我和姐姐都先后返回廣州。
廣州解放后，父親曾接葉劍英信函邀請，蕭勁光派人赴港約會，促請父親回國。父親因?qū)顸h反動派及新桂系扣禁迫害、反復無常的痛恨，于1949年11月偕眷返穗，并于1950年初隨同張云逸返桂參加革命工作，給子女作出了榜樣。解放后，大哥陳天成在梧州參加法院工作，姐姐鳳萍就讀中山醫(yī)學院，妹妹玉蓮就讀南方大學，我于1950年7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家人參加革命工作而無一人留居國外，這和父親的教育、影響分不開。
（本文作者為陳良佐先生第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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