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州市博物館收藏的馮玉祥贈送給李濟深的隸書條屏之一。 （梧州市中華文化促進會供圖）
梧州市博物館收藏的馮玉祥隸書條屏為紙本，縱150厘米，橫41厘米，隸書，三條屏，原應該為四條屏，現缺第三屏。所書內容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上款為“任潮先生我兄正字”，落款為“馮玉祥、二八、八、一三”下鈐白文方印“馮玉祥”，朱文方印“煥章”，左下為李濟深名印。該隸書條屏原為李濟深先生藏品，于1985年由梧州市人民政府移交梧州市博物館收藏。
馮玉祥隸書條屏具體時間
根據此隸書條屏的落款“馮玉祥、二八、八、一三”可知，條屏的日期可能是公元1928年8月13日，抑或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即公元1939年8月13日）。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發現，馮玉祥日常生活、工作中在書法、繪畫、信件等方面關于時間的落款習慣一般有以下兩種：
一是如果表示中華民國紀年，其落款一般是在名字或稱呼后，省略掉“民國”二字，直接寫時間“XX、XX、XX”。如書法作品有“救民安有息肩日，抗日方為絕頂人。馮玉祥、二六、四、一五”；在1939年2月13日寫給其兒子洪國的信，落款為“父、二八、二、十三”。
二是如果表示公元紀年，則是在名字或稱呼后，直接寫時間“一九XX、XX、XX”，如1948年其繪畫作品小雞圖，落款為“馮玉祥、一九四八、七、七、牛約”。由此可推測，梧州市博物館所藏的馮玉祥隸書條屏時間應當為1939年8月13日。
李濟深與馮玉祥的交集
李濟深（1885年—1959年），原名李濟琛，字任潮，為廣西梧州人，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要創始人、領導人之一，先后參加過北伐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等斗爭，組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等，畢生致力于中華民族振興事業，為新中國成立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
李濟深先生一生經歷了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偉大變革時期，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政治思想都有所不同。在抗戰時期，李濟深的政治思想主要為加強與中共合作，聯合各方力量共同抗戰，堅持抗日統一戰線、抗戰到底。1939年，李濟深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被派往重慶負責戰地黨政委員會的工作。在此期間，李濟深利用各種途徑積極開展抗日民主運動，宣傳團結抗戰等思想。
馮玉祥（1882年—1948年），原名馮基善，字煥章，祖籍安徽，生于河北滄州。馮玉祥是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愛國將領，有著“布衣將軍”的稱號。其先后參加過灤州起義、發動北京政變、參加北伐戰爭、組織察哈爾抗日等。1948年9月1日，馮玉祥在從美國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籌備工作途中因輪船失火遇難。
馮玉祥的一生同樣也經歷了從清政府統治到解放戰爭等歷史時期，其政治思想復雜多變。1939年，馮玉祥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來到重慶，輾轉大后方各地，巡視部隊、督查軍務，積極宣傳抗日救亡的思想等。在重慶期間，他在日常生活中將大量的時間用于學習、讀書、寫字、繪畫等，其書法作品、題字等也多與團結合作、抗日救國有關，如“收復失地，還我河山”“為民族解放而抗倭”等，都是馮玉祥強烈抗日愛國精神的凸顯，也反映出1939年其政治立場同樣是聯合一切力量抗日救國。
1939年，中國抗戰已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馮玉祥和李濟深都主要在重慶工作，兩人都主張團結合作、抗日救國的政治立場，交往也十分密切。僅在《馮玉祥日記》（第五冊）的記載中，1939年期間，李濟深與馮玉祥的來往就多達28次，其中包括見面會談、互相邀請吃飯、共同出席有關宴請、會議；馮玉祥還贈送李濟深糖果、生鐵、西瓜、書法作品《出師表》，幫忙寫李濟深父親的碑文等。
由此可見，1939年期間，馮玉祥和李濟深的政治立場一致，感情十分深厚。再結合其日常寫作等落款習慣，該隸書條屏應該就是1939年8月13日贈送給李濟深的。但《馮玉祥日記》等材料中，都沒有1939年8月13日關于創作此隸書條屏和贈予李濟深先生的相關記載。
根據《馮玉祥日記》（第五冊）等史料，馮玉祥有幫人題字，送人書法、繪畫、書籍、物品等習慣和相關記載，但日記也存在某日缺失的情況。他在日常中也并不是事無巨細地將每日做的每一件事都記錄在日記，沒有記載可能是忘記了，或者是本人不想在日記中提及，抑或是其他原因不方便提及。這或許就是馮玉祥在日記中沒有關于贈送李濟深該隸書條屏記載的原因。
隸書條屏傳達出愛國情懷
馮玉祥先生一生愛好讀書、寫字、繪畫等，書法最令人稱道的是隸書。此隸書條屏所書內容出自先秦時期的儒家經典《禮記》中的“禮運”篇，寄托了古代人民對美好、安定的大同社會無限向往。1939年，中華大地正遭受日寇入侵，人民流離失所。此條屏所書內容，間接表達出馮玉祥希望能夠抗日救國，收復河山，人民過上太平生活的情感。
馮玉祥隸書條屏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是李濟深與馮玉祥深厚感情的見證，對于研究馮玉祥的政治思想之演變，以及其與李濟深之間的關系也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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