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要干的活，就是把成堆的麻辣牛肉絲、醬干、魚條撮起來，裝到一個個小塑料袋里，然后過塑封口，打包裝箱。每天早上5時多，孩子們就要起床，早飯是一人一個饅頭；干到中午12時，他們才有10分鐘的午餐時間，而午餐只有“不干不凈的米飯”；到晚上9時，天都黑了，他們才能吃上“煮得半生不熟的面條”。勞動期間，渴了，他們就在水龍頭下喝兩口；餓了，就嚼兩口干硬饅頭。如此長的勞動時間，如此惡劣的勞動環境，而他們平均每天得到的收入才“夠買一碗燴面吃”。到被勞動監察部門查處時，這些童工已在這家食品廠干了20多天。

深層的社會和經濟原因

1991年和1994年先后頒布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和《勞動法》都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招用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2002年9月中國國務院頒布了重新修訂的《禁止使用童工規定》，明確了企業使用童工的罰款標準和金額。同年修訂的《刑法》還增加了“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因此，佟麗華認為，從立法角度看，中國禁止使用童工的法規是健全的。

既然法規健全，為什么童工現象在中國一些地方還難以得到根本遏止呢？在總結“黑奴工事件”時，山西省省長于幼軍認為這次事件暴露出三大教訓，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相關部門對企業勞動用工和流動人口的依法監管不到位，尤其是對農村地區的小作坊、小礦山、小磚窯、小工廠等勞動用工問題疏于管理，基本處于失察和失控狀態。

另外一個教訓是，一些政府部門或者個別工作人員未能認真履行職責，對事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健康和重大切身利益問題沒有引起高度重視，態度冷漠，甚至出現官商勾結的情況。例如，據媒體報道，在這次“黑奴工事件”中，河南省上百位丟失孩子的父母曾自發組隊去山西數百家窯廠尋找孩子，當他們最初向當地執法部門尋求幫助時，對方甚至冷漠地告訴他們“應該回河南報案”，以此推卸自己的責任。因此，這一事件得以曝光后，公眾憤怒的矛頭更多的是指向當地的執法部門，認為后者存在嚴重的失職瀆職行為。

事實上，在國家檢察機關反瀆職侵權部門的指導下，事發地洪洞縣檢察院在事后已開始查處黑磚窯事件背后存在的瀆職犯罪問題。截止記者發稿，當地政府部門已有六名責任人，因涉嫌玩忽職守罪被立案偵查，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最近，洪洞縣所屬的臨汾市市委書記（一把手）王國正也表示，在堅決打擊黑窯主等違法犯罪分子的同時，對于充當“保護傘”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也要堅決追究責任，決不放過一個。

無庸諱言，對于童工等非法用工現象，一些地方的通常做法是，除了間隔一年或數年的專項檢查之外，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對童工這種現象基本上是采取“民不舉、官不究”的態度，一般不會采取足夠的強制性措施抑制童工現象的發展。這種行政不作為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給童工現象提供了生存空間，甚至助長了童工現象的泛濫。

依靠行政執法大檢查，是當前中國解決童工問題的主要手段。這顯然還是屬于官本位的決策和社會管理思路，并沒有充分發動全社會的廣泛參與，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也給遏止童工現象蔓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可是，上海市律師協會勞動法關系研究會主任委員馬建軍律師認為，童工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存在一定的經濟“落差”。從長遠看，如果社會經濟得不到發展，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落差不能消除，一些童工就是被執法部門送回了家，仍然可能在金錢誘惑或生存壓力下重新回到“黑工廠”。從這方面來看，禁止使用童工，不僅是保護未來公民的受教育權和發展權的問題，也不僅是涉及社會倫理的問題，而是發展問題。因此，如果不加快中國經濟的平衡協調發展，童工現象也很難從根本上得到遏止。 “當一個政府過分強調地方經濟發展的時候，就很可能因此而忽視甚至漠視包括童工在內的各種社會不公現象。” 國際勞工局在2006年的一份關于中國童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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